1994年的初春三月，几位在悉尼留学的上海电大毕业生相聚在校友并在澳洲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蒋凡先生家中。他们不安地告诉蒋凡：在申请澳洲永久居留的过程中，他们的中国电大学历竟被澳大利亚教育部学历评估局评为高中文凭。尽管蒋凡已取得澳洲博士学位，不会受此影响，但他熟悉母校的教育情况，对母校一往情深，而且他又懂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他实在坐不住了，内心充满着捍卫祖国的教育尊严和母校荣誉的情感。几位校友商量后，决定成立“澳大利亚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校友会”，并登报号召所有的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校友团结起来。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以后，居然有一千多位中国电大毕业生从澳大利亚各个城市走到了一起，其中校友会发起地悉尼有六百多人，墨尔本有三百多人，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评估局纠正不公平的评估，让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凭获得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对等承认。

　　蒋凡和几位骨干都知道，“澳大利亚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校友会”只是一个国外留学生小组织，对方是居住国代表主流社会的国家教育部的海外学历评估局。这是一场力量极不相称的搏弈。他们直奔在堪培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教育组，向教育公使和教育参赞反映中国的电大文凭在澳大利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请求他们代表中国政府给澳大利亚教育部以正式的照会。中国驻澳使领馆了解情况后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蒋凡马上又向自己的母校上海电视大学反映情况，得到了母校校领导的全力支持。母校黄清云校长将中国教育部有关电大的文件传给了蒋凡，校友会拿到文件后马上让澳大利亚政府三级翻译成英文，成为校友会据理力争的重要依据。校友会向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学历评估局提出会见的要求。 会见一开始，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学历评估局负责电大学历评估的官员以不容怀疑的口气说，学历评估是国家的主权，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理解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任何学历比对我们的教育体系作出相应的评价，这是由一支有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做的决定；我们对中国电大的评估是根据我们的评估手册“教育中国”而做出的，是正确的，就像我们把某国的博士学位评估成澳大利亚的高中文凭一样，我们没有做错。这时，一直在静静地听的蒋凡终于发出了声音：“请问澳大利亚是不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成员？”对方回答说：“是的。”“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成员，你们以前是否知道？”对方回答：“知道的。”“联合国教科文卫专家组织有一条对于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对等承认的原则，你们以前是否熟悉？”对方回答：“熟悉的。”蒋凡马上把准备好的中国教育部关于电大的文件和英文翻译件交给了会见的澳大利亚海外学历评估局的官员，并用很重的语气说：“你们看看中国政府关于电大文件。你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利把中国电大的国家大专文凭评估成澳大利亚高中文凭？”此刻会见室一片寂静。两分钟以后，澳大利亚海外学历评估局官员以会见时间已到、他们已经做了解释为由，宣布散会。第一次见面以失败告终。之后，电大校友会同澳大利亚海外学历评估局多次交涉，每次都不欢而散。

　　不久，蒋凡打听到写“教育中国（90年版）”课题项目的中国学者由纪副教授正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任职。蒋先生马上找他询问、请教有关情况。当纪教授得知中国电大文凭被认定为澳大利亚高中文凭时同样感到非常生气。这增加了蒋凡等人据理力争的信心。

　　一周之后，在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联邦教育部长办公室，联邦移民部长办公室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上都放着一份颇有份量的材料。这份材料是由蒋凡等人亲手写成，附上了厚厚的证明材料，详细阐述了中国电大文凭在澳大利亚受到不公平对待以及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学历评估局的官员违背澳大利亚公平公正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情况，要求澳洲有关部门了解中国电大的实际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澳大利亚总理基庭马上回信表示对此事的关注。在基庭总理的干预下，两个月后，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学历评估局局长汤姆弗材先生率领了五人代表团赴中国考察了上海电视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广东广播电视大学。他们回澳洲不久，澳大利亚教育部门重新修订了评估标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文凭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同等承认。

　　这期间最紧张的时候，蒋凡在一个月内先后五次开车带着三位助手去堪培拉。从悉尼到堪培拉都是当天来回，每次开车六百多公里。其中有一位助手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校友，最后一次从堪培拉回来的第二天由于劳累过度，在家里的沙发上头低下去后再也没有醒来。他没有等到中国广播大学文凭在澳大利亚获得承认的那一天。在他的追悼会上，校友们在给去世的校友家属捐款的时候，纷纷要求向校友会再捐一笔款，表示一定要继续抗争，并以澳洲有关部门客观公正地评估中国电大文凭的成果来告慰先逝者。当时的场景极其感人，因为他们要挺着脊梁走向世界，他们以母校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