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委员刘延东谈到开放大学在当今时代、当代中国的作用时，连用4个排比句称其为“重要抓手”、“重要举措”、“重要途径”和“重要支撑”。对于正在推进开放大学建设的人们来说，这番话确实非常“提气”。不少人同时也意识到，还是应该更多地理解为国家领导层的期待和要求。毕竟，开放大学能否发挥这些作用，现在还只能说“可能”而非“现实”，诸多难题亟待破解。日前举行的国家开放大学建设研讨会暨全国电大党委书记校长会议，对于凝聚共识和形成合力应该会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经由各种途径传递出的复杂信息也表明，这绝无可能是个轻松的过程。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前必须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坚决而扎实地推进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提升和显示其作为新型高等学校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满足各类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需求的能力。当然，我国开放大学的基本建设较之普通高校以及国外开放大学，都是既有共性又有特性。而对于所谓共性、特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关各方现在的认识存在颇多差异，而可供延宕的时间和空间恐怕都相当有限，得多些紧迫感甚至危机感。会议特别聚焦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建设，这的确是开放大学建设中必须做好的两篇大文章。指望外界的各种支持当然没错，但自身的努力可能更是决定性的。

　　我国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成熟，看来都还得有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或许有必要特别强调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性质，警惕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同程度地偏离试点方向。试点注定是场攻坚战和持久战，不可能把所涉及的问题都解决了再启动试点，而是通过试点发现和研究问题，探索问题解决办法，许多问题事实上也只能在试点进程中通过改革创新逐步解决。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试点的核心任务，在整个试点进程中都不可游移和懈怠。试点又是需要相关各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如何求同存异，尽可能充分释放正能量和有效抑制负能量，对于不同层面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恐怕都是个考验。

　　开放大学建设其实不是新的课题。作为此前三十余年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电大对在特有国情条件下开放大学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本刊卷首曾谈及莫尔关于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远程教育的观点，说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通过历史研究，能更好认识远程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些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经验教训----比如国家、机构或者部门的决策对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哪些决策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哪些虽则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很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大行其道”，可能会给试点进程带来许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