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正在改变我们的教育模式，在阿富汗的学生也能修读斯坦福的课程，然后通过考试拿到证书。但是，所谓的“精英教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进入精英社会”，而不是在课堂里学到什么。

　　格雷戈里·纳吉是个妙人。他已经到了能称为古来稀的岁数，但一双圆圆的眼睛里仍然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头发永远像是刚经历一场风暴，还有讲到兴起就手舞足蹈的习惯，看起来与年轻时也没什么差别。他在哈佛大学教授希腊古典文学，这也就意味着，他有着真正的学者式的讲究和絮叨：要是有人问他对未来的看法，他必定会从荷马史诗跟那些遥远的战争开始讲起。

　　纳吉不写畅销书，也不常上电视，但他学识渊博演讲生动，所以深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他从1978年开设的“希腊古典文化中的英雄概念”这门课，从诗歌、悲剧一直讲到柏拉图式对话，内容丰富且绝不呆板，而且相对比较容易拿到好成绩，所以每个学期都会有数百个学生申请选修。不过，今年春天，纳吉的课程的选修人数却超过了31000人。这是因为他把课堂搬到了网上—以时下最流行的MOOC形式。

　　MOOC的全称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就是让大学开设网络课程，允许全世界的学生都通过网络来进行选修。许多人说，这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比“名校公开课”更先进

　　教育者们知道，要让学生扎实地学到东西，这依赖于教学的质量控制，而非环境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人类也在逐步实验着新式教育的可能性：最早的函授课程出现在19世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广播问世；1971年，采用电视授课的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互联网的出现，让远程教育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9年，菲尼克斯大学为它的远程项目增添了拨号上网支持服务。但一直到21世纪初，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互联网的态度还是犹豫大于了解，更遑论网络教育了；哈佛曾设立过一个名为“哈佛之家”（Harvard@Home）的项目，上面集合了不少优秀的教学及报告讲座的视频，但由于反响始终不够热烈，哈佛大学在2008年中止了这个项目。

　　这两年，以TED会议演讲为代表的“网络公开课”风靡世界，各大名校的各项公开课在互联网上以视频形式传播，学生们可以自由观看名校的课堂录像，并从中学习新知。然而，在MOOC的支持者看来，这远非一种高效的教学方式，因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尽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会随视频配套布置作业，但学生做完作业后无从得知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在上完课之后也不会得到任何凭证。

　　纳吉一开始以为MOOC也差不多就是类似的东西。他最初的想法就是，用24堂课来完成整个课程，其中每堂课的授课时间都不超过1个小时，然后他再把它们分成更小的章节，因为人的注意范围是很有限的，如果太长的话就容易走神。但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发现，这样远远不够。

　　“我对自己说，天哪，格雷戈里，你已经被体制给惯坏了。”他说，在哈佛，上大课的老师通常都会有自己的助教，而助教们可以帮忙引导讨论小组，还会帮忙批改作业，但在MOOC里面，这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对于这些传统教育的环节，MOOC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讨论小组和学习小组用在线论坛的方式重现，每门课程都有一个专属论坛，然后每个单元也有独立的讨论版块，学生们可以在那里交流学习心得和感想；课堂测验采用在线问卷的形式，学生们需要自觉保证遵守诚信守则（Honor Code）独立完成测验，然后即时获得自己的分数，答错了的题目旁边则会出现正确讲解；阅读材料都是在网上能找到的，当然，如果学生们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购买纸质版本；至于作业，有时候就需要进行同伴审查（Peer Review）。

　　还有，网络公开课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看的，但MOOC有一个类似于“学期”的概念。学生们必须要像大学时候选修课程一样，提前了解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安排，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选修。而且如同所有课程一样，它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而总分则由平时测验、作业、阅读和考试成绩构成，待到结课后，获得及格以上分数的学生能得到“证书”（Certificates），甚至是特别的“学力证明”（Distinction）。

　　从去年开始，MOOC就逐渐席卷全球，成为了教育界最新最热门的话题。这场革命是由美国顶尖名校掀起的：2011年，在斯坦福校长公开宣称“数字海啸将会把传统大学教育扫荡殆尽”之后，该校教授、谷歌实验室元老塞巴斯蒂安·斯隆与另外两位机器人专家共同创办了MOOC课程平台Udacity，斯隆还将自己教授的人工智能课向全世界开放，结果大获成功。2012年，斯隆从学校辞职，成为Udacity的CEO，专门帮助大学制作MOOC课程。之后，哈佛大学与一向致力于网络教育的麻省理工学院结盟，将原本的MITx改造成edX；与此同时，两位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创办了一个叫做Coursera的MOOC学习平台，也吸引了许多知名美国院校加入。随后，谷歌也推出了Open Course Builder，试图加入这场争夺战，但在目前的MOOC市场上，仍是Udacity、edX和Coursera这三家由顶级大学教授开办的平台最为知名。

　　“成本病” 的良药

　　现在的美国有两种大学，一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那种所有人都在微笑着的精英学校，而另一种则是没钱没资源、师资欠缺而且辍学率奇高的社区大学。不幸的是，80%的美国大学生，上的都是后面那种学校。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跟威廉·博文提出了一种叫做“成本病”的理论。他们指出，一般行业在普遍薪酬提高的时候，他们的生产效率也会提高，但教育或者艺术这样的行业却并非如此，比如说，现在哈佛大学教授的工资可比一百年前高多了，但他每堂课上所面对的学生却并不比一百年前更多。

　　博文在1972至1988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然后，他加入了一直致力于帮助文化与教育事业的梅隆基金会。去年在斯坦福大学的系列演讲中，他公开表示，他将网络教育视为“成本病”的对症良药：如果哈佛、斯坦福跟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能通过网络将自己的课程开放给更多的学生，它的教育产出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也不会有学生有抢不到热门课程这种憾事发生。最好的一点是，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和大众终于可以找到衔接点，互助互利地运营下去：精英大学可以为社区大学提供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教师们得到锻炼，因为教学本身能训练教师；而社区大学，则可以利用这些在线课程，让他们自己的学生得到第一流的教育。这是共赢的局面，如哈佛人常说的，“潮涨万舟升”。

　　另一方面，MOOC的出现，让“终身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让那些因为种种现实困难而无法实地求学的人得到学习的机会。斯隆在辞职创业之时，曾给我们讲过他那次伟大“实验”的故事：当时，他宣布将自己教授的人工智能导论在网络上以MOOC形式公开，其内容完全与其在斯坦福所教授的一致。然后在2011年10月到12月间，总共有16万学生申请注册了那门课。在那堂课上，光是来自立陶宛的学生，就比斯坦福的学生还要多；还有一些学生住在阿富汗，他们需要穿越危险的战区，才能找到地方上网，以完成他们的作业；有年轻的单身母亲，她们的家庭受到了重创，但依然保持着对学习的信仰，并坚持完成了课程。等到课程结束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学生获得了及格以上的成绩，其中的248位得到了满分——在整个课程中，他们连一道题都没有答错过。这248位全部是通过网络上课的学生，没有一个来自于斯坦福。

　　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教授来说，MOOC则让他们有了成就伟大的机会。当纳吉决定将课程MOOC化的时候，他思考的不仅仅是全球化，还有“知识永生”。“像哈佛这样伟大的教育机构将拥有动态的存档，这样，就算在我死之后，这堂课的部件也依然能够跟后世的教师及研究者交流互动。”纳吉说，“阿基琉斯在《伊利亚特》第九诗篇第413行说，吾将赴死，然此志将绽放如繁花，永不枯萎。”

　　是学习亦是交友

　　对于教育业来说，MOOC很可能会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教育革命。许多人为之感到兴奋，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仍然心存疑虑。4月中旬，阿默斯特学院拒绝加入一个MOOC项目；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哲学院院长则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抗议桑德尔将“公正”这门课变成MOOC课程。“这完全无法解决我们在教育上的任何问题，”这位哲学院院长在信上说，他担心这会让圣何塞州大学的教授从教室的主角变成一个“华丽的助教”，“而且只要想到全国所有学校教的‘公正’课都一模一样，这实在是挺可怕的。”

　　他们担心的是教育的同质化，更担心教育产业如同某些制造业一般，被少数大型机构所垄断。在决定要不要加入MOOC时，阿默斯特学院举行了一次内部投票，结果有超过60%的人反对。作为全美最出色的文理学院之一，阿默斯特一直保持着“微型”规模，他们全校只有1000多个学生，而任何一门MOOC课就可能有数十倍于此的人数。

　　“我很担心它会带来什么后果，”阿默斯特的宗教学教授大卫·韦尔斯说，他最开始也想把自己的课搬上MOOC，但随着他越了解深入，他的担心也就越多，而edX派来介绍的工作人员根本无法说服他。“有个edX的人跟我说，‘这个项目是由哈佛跟MIT赞助的，他们不会伤害高等教育！’但我想到的却是数次金融危机，当时的小型机构也在想，‘哈，没关系的，反正高盛跟雷曼兄弟也在这么做。’”韦尔斯担心，这会削弱学术界的百花争鸣，让话语权落入少数几个明星教授身上，“如同高等教育版本的巨型堂会运动。”

　　哈佛大学德语教授彼得·伯加德所担心的问题则要更深远一点，他担心MOOC会削弱弱势学校的竞争力，最终导致教育界的全面没落。“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南达科塔州大学读书，他们正陷入资金短缺的窘境中。这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可以借用哈佛的MOOC课程，这样每个学期只需要花3000美元，让学生们按这个上课就行了。于是他们会裁员减薪，渐渐地，这个大学就会没落，而那些大一点的、没那么穷的学校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没落。”他说，“于是随着学校的减少，能提供的岗位也就减少了，博士生冗余，于是就没那么多人愿意去读博士了—你能想象这之后会是怎么样。”他假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整个高等教育都完蛋了。

　　当然，这颇有杞人忧天之嫌，哈佛教务长迈克尔·史密斯说，他们会跟引进MOOC教学的学校密切合作，而未来的教育既然会迎来革命，其设置的岗位也不必与今时今日相同。历史的大潮袭来，它终将找到一个出口。

　　然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MOOC的支持者所无法解答的：众所周知，如今人们上大学并非仅仅为了获取知识，也同时为了获取人脉。如果你20岁的时候上了达特茅斯学院，你可能会在凌晨一点时跟两个穿着拖鞋牛仔裤的同学一起吃外卖，25年之后，他们之中的一个是IT巨擘的CEO，而另一个则成为了国会议员。所谓的“精英教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进入精英社会”，而不是在课堂里学到什么。比如说，像比尔·克林顿这样在阿肯色州低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果没去乔治敦、牛津和耶鲁上学的话也可能会学到相等的知识，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