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立场、见解与思想支撑

　　记者: 您认为，一份好的刊物应当具备什么特征？

　　严冰: 什么样的刊物算是“好”的刊物，见仁见智，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我看来，一份好的刊物，首先应当在使命、立场、见解方面有明确的追求，形成自身的办刊特色。

　　记者: 怎样理解《中国远程教育》所应当承担与秉持的使命、立场和见解？

　　严冰: 刊物必须在基本定位、价值取向、风格追求、办刊宗旨等方面有明确的方向，并进行不懈的努力。对于学术刊物而言，尤其要体现出自身的学术追求。《中国远程教育》自2000年改刊起，就明确办刊宗旨是“贴近实践，关注进程，深化研究，服务发展”，这些年来也初步形成了办刊特色，即“开阔的视野，改革的意识，创新的思维，平实的风格”，始终注重贴近并关注探索进程，呈现中国远程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并尽最大努力发挥刊物特有的引领学术创新的作用。

　　记者: 我们注意到，您在谈及办刊及学术研究问题时，常常强调“思想支撑”和“问题意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实现刊物的学术追求，需要在这些方面下比较大的功夫？

　　严冰: 重视思想支撑和问题意识，其实不仅限于搞学术研究或办学术刊物，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就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而言，实践者、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应在不同层面上寻求足够和有效的思想支撑，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思想支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难想象，缺乏思想内涵的“学术成果”能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国家越来越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普遍认为创新最重要的是原始创新。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最重要的可能是原创思想，或者说思想的原创性。这当然很不容易，但能够达到多高水准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应该有意识地做出努力。有些人热衷于建立这个“学”、那个“学”，但思想的缺乏似乎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原创的意义应该是思想理论的独特创造，要特别提倡通过面对“独特的中国问题”，去发现原创性理论的成长点。直面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发现并提出中国远程教育发展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更有可能取得有特别价值的研究成果。远程教育发展需要足够和有效的“思想支撑”，这里所说的“思想支撑”，不仅是对“舶来”的思想理论的研究与借鉴，最重要的还是基于本土实践，尤其是直面“独特的中国问题”的“原创”思想。对于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自然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学习与借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我国远程教育实践。陶行知曾把教育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现象比喻成“替外国人拉洋车”，现在的远程教育研究有没有这种倾向，值得反思。

　　我向来认为，学术刊物应当提倡“问题意识”，自觉、主动地推进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问题意识”是推进远程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内在动力，发现并提出我国远程教育发展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对于新兴的远程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呈“爆炸式”增长态势，但不能不说“问题意识”是有缺失的。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对实践与学术成果价值的判断，一定要看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

　　记者: 记得您以往谈到“创新”问题时，也比较强调方法的创新？

　　严冰: 近年来，我的确比较多地强调“方法”问题，强调必须更加重视远程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研究过程及其评价标准等问题。 学术刊物不但要关注“内容维度”，还应该重视“方法维度”。研究方法通常被认为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不可能不受到研究者所持方法论立场的影响，不可能不受到学术评价标准及评价方式的直接制约。目前国内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和国外有个明显区别，就是不太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我国远程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总体来说相当有限，固然与交流能力方面的制约有关，与研究方法的不足及方法论的缺失看来也有直接关系。

　　远程教育学术刊物应当努力在研究方法与范式的科学应用与创新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比如，微观实证研究薄弱可能是整个中国教育研究的“通病”，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同样如此，学术刊物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我还曾提到，学术创新包括研究方法的更新及研究范式的转换等。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是创新，对现有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应用也是创新，而后者目前或许更为重要，至少在远程教育研究领域是如此。

　　平台、缩影、轨迹与源头活水

　　记者: 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间，《中国远程教育》已经发展成一份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实现这样的发展，得益于怎样的条件？

　　严冰: 《中国远程教育》改刊百期时，我们曾说刊物发展“得天时、据地利、占人和”。简单地说，关键在于把握并顺应我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植根于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的鲜活实践，再就是编者同读者、作者，或者说，刊物同远程教育领域的实践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等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当然，也有赖于刊物自身的专业团队建设。

　　记者: 您在谈到刊物的发展的时候，一直非常强调学术刊物与实践进程及其相关学术理论研究的关系。

　　严冰: 刊物创办于1981年，最初刊名是《电视大学》，定位主要是教学辅导刊物，兼有工作交流“内刊”的功能。1986年改刊为综合性刊物《中国电大教育》后，开始显现学术刊物的特点，但工作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主要还是面向广播电视大学系统。2000年改刊为《中国远程教育》，确立了学术刊物的基本定位，如大家所看到的，也不再是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内刊”了。考察刊物定位与功能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这是与远程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与我们对远程教育的认知历程包括远程教育研究的深化过程，有明显的重合与呼应关系。

　　学术刊物不能办成“象牙塔”。套用现成的话说，《中国远程教育》所提倡的远程教育研究，对远程教育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进程应该具有所谓“解释力”与“影响力”。我主编过一本《中国远程教育》系列学术活动的综述文集，书名叫《平台·缩影·轨迹》。我想，回顾《中国远程教育》及其前身30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用“平台、缩影、轨迹”这三个词汇来描述。也就是说，刊物致力于成为呈现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平台，成为这些年来中国远程教育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刊物所呈现的远程教育实践与理论成果，包括刊物自身的发展，也是中国远程教育发展进程的一道比较清晰的轨迹。

　　最近我在想，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可能有必要深入探讨学术刊物的“源头活水”。源头活水，即事物发展的源动力。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什么？远程教育研究的“源头活水”是什么？像《中国远程教育》这样的学术刊物的“源头活水”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很难一下子阐述清楚。我认为，远程教育学术刊物的源头活水，最重要的还是远程教育的创造性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就刊物本身而言，则是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创办于2003年的《中国远程教育》(资讯)的出现，是基于刊物对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而进行的布局，更是行业发展所催生的。服务于行业和市场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又在行业与市场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张力和发展空间。

　　坚守、努力、创新与转型阵痛

　　记者: 也就是说，不论回顾过往，还是瞻望未来，远程教育学术刊物的成长，始终根植于实践进程，才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作为刊物的主编，同时也作为远程开放教育重要机构的领导人，您对这个领域的现状与趋势有什么样的判断？相应地，学术期刊应作出怎样的应对？

　　严冰: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和实施为标志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提出了很多新的重要课题，也会涉及更加错综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远程教育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显然都是不可能回避的，远程教育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并提出远程教育发展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那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我曾经反复说过，这是研究者的责任，也是研究者的机会。解决深层次问题，难度相当大，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可能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纲要》的实施，被认为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又一个“战略转型期”。战略转型应该不只是局部的、表面的调整，而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变革。远程教育的战略转型，势必涉及定位、功能、作用等基本的也是实质性的问题，许多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是绕不开的。很多人都认为“战略转型期”必然同时是“改革阵痛期”，我有种预感，远程教育战略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其“烈度”甚至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超出实际承受能力。有人形容远程教育战略转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少人现在热衷于描述“河西”的“愿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才能从“河东”走向“河西”，或者进一步说，怎么才算是从“河东”走到了“河西”?从“河东”到“河西”的进程中会有什么问题，如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到了“河西”又怎么样？看来，转型过程中的失范或者失误在所难免，现在有必要特别警惕的是，政绩思维和技术思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导思维可能导致的问题。比如有高校学者称，在各种外力驱动下，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口号下，已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制度样板”。远程教育领域是否同样有这样的现象？战略转型也罢，改革阵痛也罢，都要求我们的远程教育研究不能停留于所谓“宏大叙事”，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通过创造性探索逐步破解那些实践和理论难题的努力。转型进程中的阵痛，可能也是研究者应该首先予以关注的“焦点”，其中的纠结或许正意味着广阔的学术探索空间，甚至为原始思想创新提供必要的实践和理论支点。远程教育研究本身可能同样会经历阵痛，或者可以视为相关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历程。

　　学术刊物要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源头活水”，需要仰望星空，更需要脚踏实地。坦率地说，时下的学术生态并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健康成长。包括《中国远程教育》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我以为并不理想……坚守、努力、创新就尤为重要、尤为迫切。至于怎么才能办成高水平学术刊物？我曾经提出以下看法: 对于一份具体刊物而言，可能首先必须打好“特色”和“质量”两张牌。朝深里说，还取决于刊物所恪守的学术规范、所坚持的评价标准、所倡导的“内容维度”和“方法维度”等体现出来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特征。最关键的，可能是刊物能否比较充分而适当地呈现并影响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学术创新的作用。刊物要为实践者、研究者的创新提供适宜的平台或环境，也要积极主动地发现、制造和运作有创新价值的自己的“话题”。还有就是成为“常态”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创新，对于学术刊物的成长，可能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还有太多的事要做。只要还有空间，就要利用这个空间做出努力，并且不断拓展空间。

　　为适应信息技术对生活学习环境的多方面影响，适应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刊物应当也必须走全媒体、立体化、多终端的路子。《中国远程教育》其实比教育界绝大多数刊物都更有理由充分、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甚至可以让刊物的阅读成为一种良好的远程教育体验。

　　记者: 关于“学术生态”，自然涉及到一个时常会被热议的题目——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评价，能否简单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严冰: 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评价，表面上看只是评价指标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诸多较为复杂的问题，包括学术生态等学术研究与学术传播的环境问题。这里只强调一点: 作为远程教育学术刊物，应该冷静思考的是，怎样才能充分而适当地呈现并影响我国远程教育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学术创新的作用。大家都不满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学术刊物固然无法超脱于现实的学术环境，但只有坚守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才有存在价值。学术期刊对营造学术生态本来就该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每个刊物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刊物决不能因此放弃坚守学术立场的努力。

　　关于学术期刊评价问题，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不重视现行的一些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如“影响因子”、“转引率”等等，这些指标确实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期刊整体的或不同层面、不同侧面的办刊水平。同时，学术期刊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显然应该是综合性的、多维度的，一些定量评价固然重要，但其实际应用显然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其作为判定学术期刊优劣的唯一标准恐怕是不适当的。学术刊物必须重视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但这肯定不能等同于片面追求某些量化指标，更要警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我”，包括不惜牺牲期刊对于宗旨及风格特色的追求，甚至丢弃学术尊严，那只能说是本末倒置或者缘木求鱼了。我和编辑们曾经讨论过所谓“影响因子综合症”，在我看来，由于学术刊物的独特功能作用，对于学术生态的不良影响，可能并不亚于通常所说的学术不端。